买了杨德昌的《一一》来看，很赞，现代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压力、问题和烦恼，每个人都有一些可共鸣的。只是叙事有些复杂，导演常常附体在演员身上发表对生活的看法，甚至批判电视新闻煽色腥这样的社会现象。还是喜欢侯孝贤的简约，minimalist的手法，英文维基上用的另一个词是austerity，不知中文怎么对应，肯定不是糙，不同于crude，那是贾璋柯。

乡土主题是偏爱侯的另一个原因。像《戏梦人生》，在90年代初的福建取景，正好是沿海开放、工厂耸立的大潮吞噬那些旧房子旧生活的前夜。我们十一二岁，跟天禄一样在祠堂、稻田、晒谷场这些地方游荡，从村口小市买只草鱼，也用一根稻杆穿过鱼腮鱼嘴，提着回家。开头不久的一个场景特别致命，天禄的准童养媳大目仔，要被妈妈带回厦门，阿公哆哆嗦嗦从长衫里面掏出几块钱来给她，一边抹泪一边问“以后还记不记得阿公的面？”。我想起小时候族里同一房有一个牛仔伯公，就是干瘦黑皱的阿公形象，对儿孙辈很慈祥，夏天穿件布卦，手里一个高高的黄铜水烟壶，拿根香在前面点上，卜嗒卜嗒抽起来。他老婆我们叫明秀伯婆，也是很好的人，冬天搬个竹椅子出来晒太阳，穿着旧式的斜襟布纽子素蓝上衣。

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幸运地赶上了一点那个逝去年代的尾巴。你要说它落后也行，鲁迅从中看到了劣根性，余华写阿公辈被儿子儿媳骂“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”，革命文艺则讨论剥削压迫和反抗斗争 -- 中学时期我曾经完全接受这些概念，认为一切代表进步、现代、科学的事物都在学校和课本里，至于民间和农村，拜托，那里只有愚昧和迷信，有丁点智慧吗？我时时自觉一中是全县最高学府和知识中心。

现在的我愿意追随侯孝贤，怀念那个很中国的、乡土的、温情的、安稳的、暖洋洋没有时间性的世界。只是过去半个世纪经历宏大的家国变迁（听父母说，牛仔伯公文革的时候被十几岁的小将喂过人畜排遗物），再有近二十年交通、通讯的发达，年轻男女流向城市做工等等，这个世界的面目和内里跟昨日的距离都不能以道理计了。我有段时间常常担心以后再也吃不到家乡经典的一些小吃，因为可能没有人会做了，也怀疑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三四十岁后回到家里还愿不愿意种田。当然，所谓发展，浩浩荡荡，势必如此，否则台湾电影也不必到大陆拍外景。

前阵子跟一个台湾人说起哈侯孝贤，她的反应是有点惊讶，说“那只是台湾电影的一个阶段，已经过去了”。我听了小失落了一番，不过想想也是，都市长大的新新人类自然需要他们能共鸣的东西，即使是侯孝贤那代人，又能有多少童年往事、初恋和乡愁翻出来拍呢，拍多了就酸了，所以侯后来也转型了。

马英九博客上贴的一片旧文，觉得下面两段很对：

這裡，英九要先為目前執政的民進黨講一些公道話。民進黨從在野時代的「黨外」起，確有許多為民主理想奮鬥犧牲的志士仁人，從遭受誤解、扭曲到獲致尊重信賴，從而取得了今天的執政地位。不過我們也要強調，早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大批為了自由的信念獻出生命的前輩，不過執政後卻也都出現嚴重走樣的現象。這意味著，真正的民主檢驗不僅在於在野時期的奮鬥資歷，更在於取得權力之後對待異己的態度。

歷史上，國、共兩黨都曾把政治對手當敵人甚至叛徒看待，試圖建立「社會主義法制」的中共當局迄今猶未改變。令人詫異的是，最近台灣執政者似乎也嘗試跟進；大選後一週在街頭抗議選舉不公與真相不明的合法集會，竟被說成「七日流產政變」，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信號。這便有賴於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，這個機制的哲學設定在對權力的不信任，任何當權者不管有何等輝煌的過去，都被自動當成潛在的濫權者，需要予以有力的制衡與監督。

昨天转战潘家园旧货市场，跟想象挺不同，中间一块大坪酷似农村集市，顶着个大棚，许多排摊位在中午太阳底下空空荡荡，据说周末才开。四周一圈店面，石头玉器、扇面书画，古董家具，依次绕下来，到南边是几家真正卖旧货的，民国时期卷着个大喇叭的留声机、照相机和红宝书毛像章等等俗套，看见台50年代的日立电风扇、一些不大旧的显微镜和认不出是何物的眼镜盒，还算新鲜。

西边一栋两层楼专卖古书旧刊，可惜很多小店也没开门，玻璃上都贴着些“收购毛主席像章 照片 文革物品...”的广告。有个辽宁大姐专卖满洲国时期的东西，老家收了运到北京，陈列蔚为大观了：日本人出的地图、报纸和关于“日清战争”、“支那事变”之类的书籍，保存完好。有本黄色封面线装的清史，好几册，竟然是日人用中文所作。另外一些小物件有伪满政府颁发的地契、税收执照以及一张...娼妇从良证书。还有许多日本的徽章奖章，做工精良，墙上挂着张昭和十几年（1930年代）某日朝日新闻的剪报，是位皇太子的照片，三四岁的模样，白色的日本传统服装裹得圆圆的，估计正是当今在位的明仁天皇。

最令人称奇的是一大本私人相册，暗褐色的皮质封面左上角凹下去个英文单词PHOTOGRAPH，下面是白色手书的“XX氏世界一周游 NO.1”, 想必原本不只一册。翻开来每页都是三四张照片沾在黑色底子上，旁边白色字迹注明地点人物。从苏州掠影开始，留园、虎丘和街市上各色中国男女老少都有上相，一张水乡拱桥倒影河中的题为“桥影图”。接下来到上海，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，有张俩日人的合影，注明xx二氏而已， 似非作者。也有些鬼子家人在日本的照片，传统的严父慈母形象，也有年轻人着日式制服或军服在中国的照片。香港的风物拍得不少，只记得山顶和半山的豪宅，注为“外人公寓”，下面到了越南和别的不知名的东南亚国家，妇人小孩一顿乱拍，然后是印度裹着纱巾的女人。之后是鬼子在邮轮上穿着救生服，标题是印度洋，镜头前显得颇为开心，应该不是什么险情。最后以清真寺和一些半欧半亚的街景建筑结束，怀疑是土耳其。七八十年的老照片竟然完好如新，老板开价六千，对有心兼有钱之人来讲也算物有所值吧（另有一本如现今我们常用相册大小的照相本子是一千块）。

也卖几件45年后跟东北有关的东西，国防部东北司令部某无线电技术学校第x期毕业证书之类的，盖着白崇禧和蒋中正的大印，该学员的照片同样毫发无损。老蒋的这枚印章今安在？静静地躺在军博三层呢，在一个展示49年南京总统府缴获物品的大玻璃柜里，工作人员特地在旁边一张纸上印出来蓝墨的蒋中正几个大字。与之相伴的是老蒋用过的毛笔、笔台和日历台，破烂的国民党党旗，一块总统办公室门牌，一块秘书长办公室门牌，竖着刻在绿漆木板上的字迹苍劲有力。 而最最让人唏嘘的是一本线装的1947年版中华民国宪法，大概有32开，粉色和米色的封面，无从得知里面是手写还是刻印。国民党在40年代是大大的坏，这部宪法最起码在字面上是贴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的，代表了中国曾经的一个可能性，可叹可叹！它如今在台湾，除了一中和领土的部分绿营觉得不合身，普世价值方面仍然合时合用。关于蒋，《好了歌》说的：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 

说远了，忘了提在满洲国主题店之前逛的一家卖英文书的店，买到本03年从图书馆借到过的美国大学社会学的入门教材，图文并茂引人入胜，当时大有醍醐灌顶之感，读得废寝忘食，以至萌生过要付几倍罚金据为已有的念头，后来复印了近百页精华部分作罢。另外掏到本64年11月号的《国家地理》杂志，封面文章是 “This is the China I saw”，配张女旦的特写。作者是一个足迹遍及全球的丹麦作家和摄影师，当年5月获准到中国旅行六周，跑了北京沈阳大同延安西安上海杭州广州这些地方，被安排深入工厂、深入农村、深入群众，照片和文字都精彩，当年绝对是优秀的journalism, 今天也算很好的个人口述历史了。最近迷上侯孝贤，《悲情城市》、《戏梦人生》和《好男好女》这样的片子可以笼统归为一类，个人史和家国史交织，侯讲述的方式太致命了，所以又迷上博物馆和旧货市场这样的地方，去想像那些逝去的年代和逝去的人，无可救药。

有家店的老板在粘一封中华书局老编辑周振甫1981年写给钱钟书的信，拿瓶普通的胶水，把四五张撕烂的碎纸粘在一张A4纸上，用把破牙刷在连接处东刷刷西刷刷，竟然也就天衣无缝了。老板手巧，人也不错，有问必答，也不给你推销。他说这信是有人在杨绛家门口专门等着扔垃圾搞到的，杨在扔书信手稿之前都会先撕撕，只是看来撕得都不大厉害，老人家可能不知道这些旧信（包括钱父钱基博的手迹）可以卖到几百块钱一封吧。老板给我看一封已经粘好的信，周在里面提到“劝海婴收稿费”的事情，想必是指周海婴文革后领鲁迅的版税，说总理曾指示出版社要把稿费留存，确保周能随时取用，现在周海婴的两个孩子要出国留学，需要钱，于是有家出版社当即支付了两万，另外一家给了二十七万，真是豪富！又提到中华书局要出旧辞海的事情，说请示了出版局和中宣部，都同意，已经开印了却遇到麻烦，解放后出了新辞海的上海某出版社去告状， 怕新辞海被取代了，揭发旧辞海反动，于是请示胡乔木，“乔木同志说旧辞海是特务陈立夫主持的（？）”。断断续续看得，字迹不大清，最后结果应该是继续出了，周说中华如果停印要损失几十万，没人敢负责。结尾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有人去请示胡乔木，两个老头居心甚坏，解构左王，“…都要请示乔木，可见一斑…博君一粲”。周以弟自称，称钱为默存兄，非常谦恭，又几次感谢钱赠给他一笔“巨款”。把这些写出来，似乎不大道义，罢了。

最后四十块钱买了半本《金瓶梅》，88年齐鲁书社的洁本下册，注明各处删了几字等等，买贵了。

p.s. 找到《南方周末》03年写的这篇精彩的《潘家园江湖》。